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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孟子》说，“源泉混混，不舍昼夜”。《中庸》说，“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”。源远方能流长，根深才能叶茂，本立方能道生。正是依靠深根固蒂，源头活水，中华文明才能成为世界上最具连续性的文明。中华文明的“固本”在于对文明根本的坚守。在我看来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这样一些重要元素：以“道法自然”、“顺天应时”的心态敬畏天地，以“万物一体”、“中和位育”的理念看待环境，以“取之有度、用之有节”的方式利用自然的宇宙观；天下为公、海纳百川、和而不同、亲仁善邻的天下观；民为邦本、九州共贯、革故鼎新、为政以德的社会观；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、讲信修睦、经世致用的道德观……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和和平性，深植于这些要素之中，构成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所一直秉持坚守的根本。
中华文明的“开新”在于不断开拓文明的新境界。“生生之谓易”，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，中华文明是主动求变、与时俱进的文明，经历了历代制度变革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制度创新。在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体系上，中国陆续产生了先秦的分封制、秦朝的郡县制、汉朝的郡国并行制、元朝的行省制；在人才选拔和阶层流动机制上，中国也创造了汉朝的察举制、魏晋的九品中正制、隋唐的科举制；在经济制度上，中国还发展出先秦的井田制、唐代的两税法、宋代的青苗法、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等。中国自古就不断有创新的科技，距今1万年前开始栽培水稻，距今9000年开始制作彩陶、玉器，距今6000—5000年生产丝绸，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城已经建设出媲美今日的大型水利工程，距今3500年发展出青铜技术。更有代表性的是冶铁技术，它源起4000年前的西亚赫梯文明，距今3000年左右传入中国，但此时只有低温炼制的熟铁，质地较软，用途不广。随后中国在距今2500年的春秋时期发展了高温冶炼生铁的技术，并在汉代继续发展出炒钢、灌钢等技术，长期领先世界，西欧直到约14世纪才开始铸造生铁。这些技术经过数千年的连续创新不断成熟，对人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中国并没有因为内部辽阔而封闭，而是形成了内外通达、和平合作的外部世界观。张骞凿空西域，法显等绵延数百年西行求法，元代混合宇内外为一，中国人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和绵延万里的欧亚大陆观。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发南海航路，唐代泉州等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，元代汪大渊的远洋探索抵达东非沿海一带，明代郑和下西洋，以及东南沿海民间的下南洋等形成了辽阔和平的海洋观。中华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借鉴吸纳外来文明。同时，中华文明的器物、制度、文化都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比如，丝绸成为古罗马贵族的奢侈品，瓷器成为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载体；启蒙时代欧洲的“中国热”引入了大量中国元素，科举制度以及“无为”、“道法自然”的社会秩序和治理观念，对现代欧洲文官制度、市场经济思想的萌生等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中华文明是高度开放包容的。唐代长安城汇聚波斯商人、日本遣唐使、印度僧侣，敦煌壁画融合中亚线条与中原意境，都彰显了中华文化“和而不同”的包容性。拜占庭金币、萨珊银币、西班牙银元、墨西哥鹰洋等都曾在不同时期在中国流动和交易。中国人的粮袋、餐桌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见证，这也是很多食物以“胡”、“番”、“洋”命名的来由。历史上中国经历过四次引种高潮，第一次新石器至商周时期，引入大麦、小麦、马牛羊，形成“五谷六畜”的结构。第二次秦汉时期，通过丝绸之路引入苜蓿、葡萄、大蒜等，丰富饮食结构。第三次唐宋时期，通过海路和陆路引入波斯枣、菠菜、西瓜等，扩充果蔬种类。第四次明清时期，引进大量美洲作物：玉米、番薯、马铃薯提升粮食产量，辣椒、烟草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。这些从外国引入的农作物适应中国自然条件与社会需求，经过本土化种植栽培，融入了中国的农耕体系，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。
中华文明的包容性，在于能够将外来文化内化为自身文明有机组成部分。中华文明如同一个大熔炉，将外来文化汇聚到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中。唐代工匠吸收中亚釉料技术，创制出青花瓷，随后元代来自西亚的苏麻离青料将青花烧制推向巅峰，行销海外，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；唐代僧一行吸收印度历法中的优点，编订《大衍历》；明代徐光启更以“化西为中”的胸怀，将西方数学、天文与中国传统科技结合，编纂《崇祯历书》。“胡琴”本是源于唐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拉弦和弹拨乐器，进入中原后演化出多种不同类型，与地方传统戏曲的伴奏要求相结合，由此产生的戏曲文化也成为中华文化的名片之一。这些创新并非被动接受，而是以中华文明主体性为根基，主动转化外来成果，实现文明的自我超越。
对于与外部世界打交道，中国的历史经验不是文明冲突，而是文化融合。正是通过融合，从而实现了互补和创新。佛教自印度传入，经魏晋玄学与唐宋禅宗的改造，最终成为“中国化”的佛教。佛教的传入也促使儒家、道家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。禅宗推动了儒家心学的发展，而渊源于佛教的性宗，则推动了道家性命双修体系的发展，同样佛教也吸纳了儒道学说，形成了直指人心、融合身心、出世入世一体的中国化佛教特征。中华文化儒释道三教大道相通、相融、相成的格局由此而形成。马克思主义发源于欧洲，却能在中国深深扎根，长成参天大树，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、互相成就，二者“结合”之后产生深刻的“化学反应”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。
